中國齊言體民歌，發展至中古時代，即魏、晉和唐代，達到空前的高峰，更形成了一代的文學體式──唐詩。[9]這些講求平仄，秩序
井然的齊言體民歌[10]，在唐代佛教寺廟的俗講表演中，不但形成說故事的內容[11]，也加入了節以木魚的節拍特色。[12]可是，由於長期處於社會低層，加上受外來音樂影響的宴樂〔或稱燕樂〕，在唐代一直為統治階層所欣賞，所以並沒有很大的發展。而由宴樂發展出來的詞樂，歷經唐宋，更形成了律分宮調的戲曲。[13]
[編輯] 元朝
到了元朝，雜劇成了最受歡迎的戲劇種類。當時稱一幕戲為一折。以後只選演一幕戲便稱為摺子戲。[14]粵劇有很多劇目是由元朝雜劇流傳下來的，甚至某些粵劇的傳統戲碼是跟雜劇完全相同，例如《西廂記》（被稱為元雜劇之冠）、《竇娥冤》、《踏雪尋梅》、《倩女離魂》、《趙氏孤兒》等。
[編輯] 明朝
明朝歸有光所編寫的《莊渠遺書》卷九記錄了明朝正德16年（1521年）欽差魏校的《諭民文》，內有「倡優隸卒之家，子弟不許妄送杜學。」「不許造唱淫曲，搬演歷代帝王，訕謗古今，違者拿問」等說話。這可以說是廣東有關戲劇最早的文字記錄。據《新會縣誌》記載，明成化初年，當地的「鄉俗子弟多不守本業，事戲劇度日」。明朝嘉靖40年（1561年）《廣東通志》便有所記載：廣州府「二月城市中多演戲為
樂，諺云正燈二戲」，並有「搬戲難成器，彈弦不是賢」的俗語，所以「江浙戲子至，必自謂村野，輒謝絕之」。[15]這證明當時已經盛行大戲。
到了明朝，南戲的弋陽腔已在廣東流行，昆班、徽班及江西、湖南戲班經常進入廣東演出。根據《粵劇史》，廣東出現一個女花旦，名叫張喬，南海人，是一名青衣演員。原籍蘇州的她出生於廣東，因為她母親是蘇州崑腔演員的緣故被記載為崑腔班女戲子。可見各地戲班中人開始在廣東落地生根。[16][17]雖然廣東人受了外來的薰陶而開始學習演戲，但是在成化年間，學戲仍未被保守人士所接受，石灣太原霍氏族譜曾有禁止良家子弟學戲的家箴。後來漸漸才出現組成本地人為主體的戲班，並過渡到本地人為全
體的戲班。為區別兩者，前者被稱為「外江班」，後者被稱為「本地班」。
粵劇不但吸收了弋陽腔的特色，並且與徽劇（安徽）、漢劇（湖北）、湘劇（湖南）、祁劇（湖南）、桂劇(廣西)有血緣的關係。因為所演的劇目、唱腔、音樂、表演方式等等，與徽、漢、湘、祁、桂劇大致相同。例如：《晴雯補裘》和《獨佔花魁》這兩齣戲碼，《鏟椅》、《跳臺》、《夜戰馬超》等南派武打劇，桂劇和粵劇完全相同。雖然說外江班接近徽班，本地班接近西班，但其實本地班建立的初期，主要區別在組班的人。本地班是由本地人組成，主要是指本地藝人組成的專業戲班。可是有時候
也可以包括一些農民在進行季節性演出活動而臨時組成的戲班。[18]
「未有八和，先有瓊花」在戲行中是無人不懂的。瓊花會館始建於明代萬曆年間。根據《佛山忠義鄉志》的記載：「鎮內有會館凡三十七，瓊花會館建築瑰麗，為會館之最。」。當時瓊花會館座落於「優船聚於基頭，酒肆盈於市畔」的大基鋪（即佛山市紅強街區）。當時會館門口有四條大柱，還有個亭子。館門口的牌匾是「會館」兩字，全館的面積比當時的祖廟還大。全館共分三進：第一進是鍾鼓，繼後有可拆可合的臨時舞臺；第二進是瓊花宮大殿，大殿前是天階；第三進是會所。華光誕時戲行中人匯聚
瓊花宮大殿祭祀華光帝。瓊花會館附近就是佛山大基尾河邊的瓊花水埠，方便坐紅船的伶人上岸或到其他地方演出。[19]據說伶人最初僱用紫洞艇作為戲船，後來加上帆哩，在船身繪畫龍鱗菊花圖案，船頭髹成紅色，因而稱為紅船。
[編輯] 清朝
廣東本地戲班早期活動的中心在佛山。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靈應祠祖廟前建華封戲台，臺上演戲鼓桌什物俱全，演出的
都是酬神戲。[20]康熙年間改名為萬福台，是廣東現存最華麗精巧、嶺南地區規模最大的古戲台，見證粵劇發展歷史。戲台分前後兩部分，前台以金漆木雕為佈景，具有強烈的舞台效果。整個萬福台還採用拱型結構，無論站何處，所能聽到的音質基本相同。[21]
雍正年間，廣州更出現「土優」、「土班」。有文獻記載：「廣州府題扇橋，為梨園之藪，女優頗眾，歌價倍於男優。……能崑腔蘇白，與吳優相若。此外俱屬廣腔，一唱眾和，蠻音雜陳。凡演一出，必鬧鑼鼓良久，
再為登場。…… 榴月朔，署中演劇，為鬱林土班，不廣不昆，殊不耐聽。探其曲本，止有白兔、西廂、十五貫，餘俱不知是何故事也。」[22]
乾隆年間，廣東一帶比較安定，商貿發達。佛山更是商幫薈萃，因此娛樂要求而更加興旺，吸引百多個外省戲班來廣東演出。這些外江班主要來自江西、湖南、安徽、姑蘇等地。他們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合作在廣州創建「粵省外江梨園會館」。而本地班在他們的集中地－佛山大基尾河邊的瓊花水埠立了「伶人報賽之所」的戲班同業組織——瓊花會館，方便坐紅船的戲班集結及沿江落鄉演出。
另外粵西「下四府」
(指高州、雷州、廉州、瓊州四府)的演戲活動都很頻繁，每年的關帝、天妃、冼夫人一類神誕，均有「演戲迎神」的習俗。當地的粵劇鄉土味道比較重，樸實剛烈，則重坐功、打功、絕技，以近距離對打為主，強調力量；風格保守，保留不少粵劇古老排場及傳統表演程式。[23]這些傳統排場多取材自於古典文學作品。[24]因此，慢慢形成南派粵劇的特色。北派粵劇的功架則參考京劇，動作注重美感，強調大開大合，以遠距離對打為主。南派對打向右方攻擊，被稱右把子；而北派對打向左方攻擊，被稱左把子。
[編輯] 禁止演出
咸豐四年（1854年），粵劇藝人李文茂響應太平天國起義，在佛山經堂古寺率領梨園弟子，編成文虎、猛虎、飛虎三軍。清政府為了消滅三軍勢力，殘殺藝人，火燒瓊花會館，禁演粵劇15年之久。在禁演期間，本地班藝人逃亡省外海外，有些粵劇藝人為了生活，加入徽漢等劇的外江班，掛京、漢、徽、湘等皮黃戲班招牌演出，因而促成梆子與二黃的合流。
[編輯] 恢復演出
咸豐十一年，李文茂、陳開先後敗死，清政府禁令稍弛，本地班乘機再度興起。同治九年（1870年），高要縣紳士馮光緯等人曾經上稟請求准許演出夜戲，而知縣亦表示同意，可見禁令鬆弛的情況。
同期大批華工被押騙往海外，隨著出國華工的大量出現，廣東戲曲逐漸傳播海外。《美國華人史》記載粵劇為華人帶來了賴以生存的民間文化。當年從舊金山請來的青年男演員(當時尚無女演員)經常來往於巴特和瑪麗斯維爾等礦區，為當地華工演出傳統的舞蹈
和摺子戲。擁有123名演員的鴻福堂劇團在美國大劇院首次登場，上演粵劇，大獲成功，並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劇場。另一方面，移居到越南、新加坡、印尼等地的大量華僑仍然保持了固有的習慣，僑民當中以廣東人為多，他們愛好粵劇。因此越南西貢有粵人劇團。新加坡的戲劇，也是由廣東人來演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譯本《薛仁貴》、《楊忠保》、《狄青》、《貴夫人》，後來更有馬來文譯本的《乾隆君遊江南》。[25]
粵劇解禁後，本地班表演方式改變很多，聲腔已經吸收了二黃，並能以梆子、二黃為主，兼用大腔演出。當時表演角色分為武生、正生、小生、小武、總生、公腳、正旦、花旦、淨和丑十大行當。後來經鄺新華、獨腳英、林之等人努力，粵劇得以重生，並組成了粵劇仝
人的新組織——八和會館。當時建築八和會館的費用都是透過全行在每年閏月休業的時期舉辦義演，扣除工資後所籌集而成。另外，凡是入會會員都需要付出白銀一兩作為「份金」。終於在清朝光緒十八年（1889年）八和會館在廣州黃沙舊地海旁街落成。八和會館共分八堂，作為粵劇藝人住宿之用：兆和堂、慶和堂、福和堂、新和堂、永和堂、德和堂、慎和堂、普和堂。不同的行當被安排居住不同的分堂。小生、正生及大花面具在兆和堂。二花面、六分住在慶和堂。花旦住在福和堂。丑角在新和堂。武生在永和堂。五軍虎及武打家在德和堂。接戲賣戲的在慎和堂。棚面的音樂人員在普和堂。由於，工作人
員有很多，八和會館更設有方便所（醫療室）、養老院、一別所（安排身後事情）、小學、何益公司（戲箱行）。八和會館會員總多，管理制度不斷完善。後期實行行長制度，各行行長都是全體人員推舉出來。[26]
雖然粵劇開始恢復演出，但是在劇目內容和表演藝術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反映現實生活的新劇目不斷湧現，如《梁天來告狀》、《王大儒供狀》、《蜑家妹賣馬蹄》等，並在戲棚官話中加插廣州方言演唱。當時廣州先後建成河南、廣慶、海珠、樂善、南關等戲院，其後出現調製戲班演出的寶昌、宏順、怡順、太安等公司，全都活躍於廣州、香港、澳門等地。文獻記載「廣州班為全省人士所注目，其名優工價，至於二三千金，聲價甚高，然大概以擅演男女私情……為第一等腳色」。
[編輯] 志士班與文明戲
清朝末年，中國的知識分子激發戲曲改良的浪潮席捲全國。光緒24年，中國日報副刊之旬報特闢鼓吹錄一門，由楊肖歐、黃魯逸幾名記者撰作戲曲歌謠來諷刺時弊政治得失，引起廣州香港等地的報刊注重戲曲歌謠。[27]光緒二十九年，一篇觀戲記猛烈批評當時的戲曲曲本迂腐，不能激發國民之精神。不久，反映時弊的作品陸續出現，譬如：《新廣東女兒傳奇》、《黃蕭養回頭》及梁啟超的《班定遠平西域》等等。這些新編的劇本之中，有些是由富有舞台經驗的藝人編撰。對粵劇影響深遠的應該是同盟會所組成的「志士班」。辛亥革命前後十年間，在港澳廣州等地曾出現了30多個這類的志士班，例如：採南歌班、優天社、振天聲社、仁聲劇社、民鏡社、國魂警鍾社等。最早使用廣州方言來演唱粵劇的春柳社影響了其他的志士班，為了便於宣傳革命思想，改用了廣州方言來唱梆黃，演出了一系列「文明戲」[28]，譬如《周姑娘放腳》及《盲公問米》，使宣傳效果超出預期。[29]為了加強反清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更編演了《文天祥殉國》、《戒洋煙》、《虐婢報》、《秋瑾》、《溫生才刺孚奇》等戲。
[編輯] 民國初期
在辛亥革命前後，一些粵劇老倌包括金山炳、朱次伯等人開始對粵劇進行革新運動。[30]原因是光緒三十年（1905年），廣州繼道光三十年（1850年）第一間戲曲戲園出現後，再次興建戲院，並稱之為「戲院」。戲院改變了粵劇及粵曲的演唱方式，令到原來需要滿足野台演唱，需克服風急聲弱的情況改變過來，令到以平喉演唱成為可能，而戲院由於令到觀眾的流動情減低，不像過往戲班坐紅船到不同地方演出，觀眾的消費習慣也隨之改變，紅伶需要爭取觀眾。是次，初出茅廬的朱次伯，因為原擔的小生小生聰，不願演出尾戲，由他替代，他便以平喉白話演唱一齣《寶玉哭靈》，大收旺台之效，令到演唱平喉白話成為風尚。
據廣州粵劇研究者陸豐先生的研究，粵曲唱腔的舞台語言是在1921至1927年產生轉變，又因為演唱平喉白，不但可以吸收廣東的說唱音樂如南音、木魚等，目今最早記載結合南音和梆黃曲(梆子和皮黃)的是1924年由陳小漢之父陳醒漢演唱的《芭蕉島》之憶美。也因為演唱平喉白話，粵曲的調門也變為降B調。[31]
白駒榮主要的貢獻在於1917年和千里駒在國中興班，把十字句二黃改為「八字句二黃」，令到粵曲出現一種新的曲式，並成功把廣東白話引進粵劇及降調。因為從前粵劇全部都使用中州話演唱[32]，後來是金山炳首先局部將白話帶入粵劇，朱次伯與白駒榮努力將白話引進過程中也下了不小功夫。至於降調方面，戲棚做戲是要高調地大聲唱戲，而與白駒榮同期的小生太子卓還是唱子喉（假音），白駒榮已開始將聲調降低唱平喉（本嗓），唱腔自成一格。到了1920年左右，終於把戲棚官話全面改為廣州話，由子喉演唱改為用平喉演唱。梆子和二黃一律唱低八度，使梆子、皮黃在風格上統一起來。
及後薛覺先率先引入新的化妝技巧及西樂樂器。在同一時期，省港班的崛起，薛覺先與馬師曾的競爭進入白熱化成為薛馬爭雄的局面，促進了粵劇的改革和興盛。例如：薛覺先與小提琴家尹自重合作設計「薛腔」。來自上海的呂文成將北方二胡的絲絃改成鋼弦，創出了高胡，音色高亢明亮。名伶陳非儂邀請梁以忠擔任其戲班的音樂領導。當時更出現了如盧有容、梁金堂等著名編劇家，先後為馬師曾及薛覺先寫作了不少名劇，手法也著重與當時流行的電影與話劇非常接近。
其實據歷史資料記載，1925年廣州有 40多班大型粵劇戲班，當中每一班的人數可以多達150多人。廣州出現「海珠」、「樂善」、「太平」、「寶華」、「民樂」、「河南」等十所大戲劇場。同 期，開始產生「薛馬桂白廖」五大流派。當時大老倌的收入相當可觀，在每圓可購米兩擔的時候，他們的年俸可以高達18000圓。因此很多人認為演粵劇可以名 成利就，令人趨之若鶩。據不完全的統計，這個時期活動於穗、港、澳的專業和藝人兼任的編劇家有100多人，新編劇目高達四五千個。可說是粵劇的黃金時代！
到了1930年代，當時香港立法局有法例禁止男女同班，所以歷年來粵劇中只有全男班、全女班之分。及後羅文錦爵士在立法局中提議，說及男女既能同坐，為何不能同班。於是在1933年秋，香港總督貝璐取消男女合班禁令。[33]雖然廣州曾出現男女同班的「共和樂班」，演出僅十個月就被廣州公安局禁止，但是廣州也在1936年10月左右跟隨香港解禁。陳非儂和馬師曾因為接了越南及緬甸之約，離開了太平劇團。太平劇團的班主源杏翹適逢其會，在原本的班底下（馬師曾、半日安、馮醒錚、馮俠魂、袁是我、謝醒儂、馮玉君）聘請譚蘭卿、上海妹及麥顰卿三位女藝人為花旦，令觀眾耳目一新，盛極一時，其它各班亦紛紛聘用女花旦，於是男花旦漸遭淘汰，是粵劇歷史大轉變之一。[2]
從此粵劇在香港非常流行。當時演出主要集中在利舞台、高陞戲院、太平戲院及新光戲院等舊式戲院。差不多一個星期七日都有不同的劇目上演。當時粵劇不但流行於廣東、廣西、香港、澳門等地，由於很多中國人移民海外，以致東南亞、大洋洲、美洲的廣東華僑聚居地區都有粵劇演出。東南亞一帶更有些世代相傳的粵劇藝人、固定的劇團、行會和演出場地。例如新加坡的「慶維新」及吉隆坡的「普長春」。除此之外，海外華僑對粵劇需求吸引了很多粵劇戲班到海外演出。可是，大型戲班的人數往往超過一百人，支出龐大，導致精簡人手，開始出現大約50-70人所組成的小型粵劇劇團。這也促使了戲班「六柱制」的形成。[34]
[編輯] 共和國建國初期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不久，積極挖掘優秀劇碼、繼承粵劇傳統，在藝術上也全面革新，而且培養了一批新藝人。1958年，廣東粵劇院正式成立。1960年和1962年先後創立廣東粵劇學校和廣東粵劇學校湛江分校。在粵劇歷史上，是第一次有了培養接班人的綜合性專業學校。
同時期電影開始蓬勃，粵劇吸引力大減。可是後來創作的粵劇電影重新把粵劇帶入電影院，使粵劇重獲昔日光輝。當時著名的粵劇電影有《蟹美人》、《龍王三宮主》、《黃飛虎反五關》、《萬里琵琶關外月》、《四郎探母》、《寶蓮燈》、《雙仙拜月亭》、《紅娘》、《夜光杯》、《千面美人魚》、《香羅塚》等等。
五十年代末，香港的粵劇形勢不妙，當時紅伶芳艷芬因為結婚而退下來，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離開香港，連紅透半邊天的新馬師曾都不大熱衷於演出。幸好後來麥炳榮和鳳凰女組織班霸大龍鳳劇團，有譚蘭卿加入，並由林家聲擔當小生，演出很多著名劇目《百戰榮歸迎綵鳳》、《刁蠻元帥莽將軍》、《綵鳳榮華雙拜相》、《鳳閣恩仇未了情》等。1962年，陳好逑與林家聲另立新班慶新聲劇團。及後新的劇團紛紛迭起，包括羽佳的慶紅佳劇團、何非凡的非凡響劇團、林家聲的頌新聲粵劇團。
文化大革命期間，粵劇備受摧殘，很多曲譜、戲服、道具及圖書資料幾乎付之一炬，被審查、批鬥、抄家、送往勞動改造的藝人多不勝數，很多藝人紛紛逃亡到香港及澳門，而全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樣板戲才可以演出，所有粵劇演出活動停止，劇團解體。[35]1976年後，粵劇才能夠重生，伴奏在民樂基礎上吸收了西洋樂器，尤其是爵士樂器，包括電吉他及薩克斯。劇本方面更有些是改編自話劇或電影的優秀作品。例如：《關漢卿》、《牡丹亭》等。
在這個時期的新加坡卻因為韓戰的關係而樹膠價格猛漲，導致收入增加，娛樂事業也一片蓬勃，當地的粵劇亦因此受惠不少。這段期間，相繼到新加坡登臺的粵劇伶人有陳笑風、梁瑞冰、羅劍郎、新海泉、馮峰、陳惠瑜、許英秀等。1952年，薛覺先再組覺先旅行劇團二度來新加坡。五十年代末期，有很多香港粵劇藝人到新加坡演出。例如蘇少棠、葉崑崙、關德興、石燕子、秦小梨、余麗珍等。由於名氣關係，門票價格驟增幾倍。到了六十年代，新加坡各種新興娛樂事業如雨後春筍出現，電影和電視很快成了主流。生活節奏變得急促，觀眾開始不願看冗長的地方戲曲。1968年，新加坡的本地職業粵劇班已不能生存，許多職業粵劇團亦告解散。
[編輯] 現代
隨著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不少在文革期間遭到打壓的文化事業亦開始重生，其中包括粵劇。二十多年間，不少粵劇團紛紛在內地湧現，遍佈廣州、佛山等地。同時間各地方省市的文化局亦相當重視粵劇，利用當地文化資源和歷史題材，打造出很多的粵劇新品牌。例如佛山青年粵劇團以黃飛鴻英雄大俠形象，推出黃飛鴻系列粵劇《禁菸記》、《奇情記》等劇目，其中《奇情記》還取得廣東省藝術節8項大獎。[36]而該粵劇團在國內演出常達100場以上，並經常遠赴新加坡、美國、加拿大、香港、澳門等地演出。[37]
而在其他華人社會如香港，由於經濟發展，大量新興娛樂事業湧現，粵劇的觀眾群亦因而日趨老化。大部份新一代香港青年人都視看粵劇是一種老套的行為，對粵劇加以排斥。加上粵劇界亦面對欠缺新血的問題，遂不斷推出措施解決問題。
1995年底，香港粵劇發展有限公司－「粵劇之家」與香港教育署合辦「中國戲曲推廣計劃」，利用講座及巡迴演出等活動來培養教師與中、小學生對中國戲曲的興趣[38]。如香港八和會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院在1996年合辦粵劇培訓證書課程，1998年改為與香港演藝學院合辦夜間粵劇培訓證書課程。但由於學生人數不多，加上合作上出現問題，香港演藝學院主動解除和八和會館的合作關係，八和粵劇學院只有十二名學生及兩名導師繼續留下。雖然如此，香港各間大學仍然設有粵劇學術研究中心。例如：成立於2000年3月1日的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及成立於1998年的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香港大學音樂系也有有關粵劇的課程。
2005年8月，粵劇表演場地新光戲院由股權易手，新業主突然宣佈不再出租予粵劇劇團，曾任香港八和會館主席的汪明荃代表粵劇界與新光戲院的業主商討續租，希望業主為了香港粵劇界的前途而准許新光戲院以現時的租金續租三年。會後，雙方召開記者招待會。汪明荃在記者會上直指香港政府的各個局長口裡說支持本地藝術發展，但對這件事件一直不予理會，是只說不做，並炮轟政府只提供位置為偏僻的高山劇場作為粵劇表演場地，最後要身為民政局長的何志平承諾增撥資源大搞。2007年，港大人文基金所資助的「粵劇小豆苗：融合中國語文科新高中課程計劃」希望促使粵劇成為新高中課程選修單元－「戲劇工作坊」的成員。[39]
雖然各地的粵劇發展不一，但面對外來的競爭，粵劇或者戲劇藝人都嘗試革新粵劇。譬如在唱說語言方面作大膽嘗試。1947年，香港華仁書院的華仁戲劇社主席黃展華，開始創作「英語粵劇」，把很多傳統粵劇改用英語來表演，譬如《佳偶兵戎》、《姻緣三訂》、《鴉雀如何作鳳凰》及《王昭君》。[40]在新加坡方面，敦煌劇坊主席黃仕英也投入英語粵劇的事業，除了排練英語粵劇全劇《清宮遺恨》，還創作馬來語粵劇《拾玉鐲》，希望能夠向海外推廣中國戲曲文化。[41]有些則在題材方面著手。2001年，羅家英、秦中英、溫誌鵬等人把莎士比亞名劇《馬克白》改編為粵劇《英雄叛國》。[42] 2004年8月，中國首部粵劇動畫電影《刁蠻公主戇駙馬》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美術片獎。[37]2008年，首部動漫真人秀新編粵劇《蝴蝶公主》在大學城開演，把動漫元素融入了粵劇中。[43]可見，中國內地的表演人士都為粵劇在各方面作出很多創新的嘗試。
0 意見
張貼留言